保加利亚历史和在近现代的战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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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历史和在近现代的战略1

帖子  Admin 于 周日 七月 22, 2012 6: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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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后花园”


“巴尔干山耸云空,蓝色多瑙波涛涌,红日高照色雷斯,庇林浮现紫雾中。”

这是保加利亚国歌“祖国颂”(MilaRodino)的歌词开头。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这个巴尔干小国的地理面貌。在保加利亚的民间传说中,上帝在创造出太阳、月亮、星星之后,又创造了天地和人畜,并把土地分给了不同的人种和国度。迟到的保加利亚人问上帝:“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上帝环顾四周,说:“土地都分完了。既然这样,你们就住到我的后花园里去吧。”这样,保加利亚就有了“上帝的后花园”的美称。

传说归传说,保加利亚人的真正起源直到近代都依然是个谜。连保加利亚人自己也无法否认的事,他们的先祖保加尔人极可能属于突厥种族。在公元二世纪前后,他们从祖居的中亚地区被匈奴大军连根拔起,挟裹在这些马上民族的中间,像潮水一样向西涌去,定居在黑海北岸和伏尔加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上。

又过了300年,阿瓦尔人和突厥人再度像海浪一样袭来,将他们冲刷到东部欧洲的腹地,多瑙河的岸边。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消失之后,这些保加尔人搁浅在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上,在公元6世纪末建立了“大保加利亚联盟”。
一份颇有研究价值的史料——作于公元八世纪的《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记录了早期保加利亚的历代统治者,其家族成员和各可汗的在位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保加尔人已经同斯拉夫部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斯拉夫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尔可汗是统治者,斯拉夫人则是居民。其中,卡尔达姆可汗(777— 803年在位)和克鲁姆可汗(803—814年在位)是最著名的两位统治者,他们向北进攻并消灭了阿瓦尔汗国,向南袭掠拜占庭帝国,向西北进攻法兰克帝国。克鲁姆可汗的武功尤其显著,他在战争中杀死了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斯,然后按照亚洲大草原的传统,将后者的头骨做成了酒杯。
有趣的是,《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里面所采用的纪年方法并不是当时流传于东欧的拜占庭纪年,而是古老的中国十二生肖纪年:鼠年、蛇年、马年、狗年……这种纪年法无疑从侧面有力地证明了保加尔人的突厥—亚洲起源。

893年至927年在位的西美昂可汗(这时保加尔人已经皈依***,接受了***名字)把保加利亚的领土扩张到了极点。他在战争中连连打败拜占庭军队,深入帝国腹地,甚至到达加里波利半岛和希腊南部的科林斯地峡。与拜占庭结盟的塞尔维亚帝国也于924年亡于保加利亚大军铁蹄之下。西美昂在对拜占庭作战取得巨大胜利之后,废弃了原来所用的“克尼亚兹”称号,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之凯撒”,或称“沙皇”。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保加尔人已经完全斯拉夫化,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保加利亚人。

西美昂的目的不在于创建一个新帝国,而是梦想通过自己的国家来充实和恢复一个包括整个***世界的广阔帝国,也就是说重建东罗马帝国。然而他的伟业只延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他死后,保加利亚帝国的大部分土地被拜占庭收回,部分土地则落入与拜占庭皇帝结盟的若干塞尔维亚王公之手。971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二世被拜占庭俘虏,带回了君士坦丁堡。到1018年,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已经被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灭亡。尽管如此,西美昂的帝国还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复兴西美昂帝国的梦想成了巴尔干斯拉夫人以后多次运动的纲领和宗旨。

12世纪,拜占庭帝国在塞尔柱突厥人、马扎尔人、威尼斯人和十字军的夹攻下日趋衰弱,皇帝的权力极弱,有些封建领主开始独霸一方。在这种局势下,保加利亚贵族伊凡?阿森和彼得?阿森兄弟于1185年秋天发动了暴动,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拜占庭皇帝伊萨克?安吉洛斯被迫承认保加利亚的独立,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就此诞生。1204年十字军灭掉拜占庭之后,保加利亚借机吞并色雷斯和马其顿,并在1230年灭掉了伊庇鲁斯专制国,其疆土延伸到三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滨,成为巴尔干半岛最强大的国家。

拜占庭复国之后,新兴的塞尔维亚帝国对巴尔干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保加利亚不得不与拜占庭结盟抵挡塞尔维亚人的进攻。大约在14世纪中期,保加利亚已经丧失了马其顿和多布罗加,剩下的国土又被伊凡?亚历山大沙皇分为特尔诺沃王国和维丁王国两个国家,国家实力大为削弱。当赫勒斯滂海峡的亚洲一侧出现一个新兴的军事力量时,保加利亚再也无法抵挡新的进攻了。

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引起了巴尔干各国的惊慌。1352年,他们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62年,穆拉德一世登基,土耳其人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大规模行动。1364年,保加利亚的旧扎果腊和普罗夫迪夫落入土军之手,1382年索非亚沦陷。土耳其人接着准备着手攻打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和波斯尼亚国王特弗尔特科结成反抗土耳其人的联盟,特尔诺沃王国沙皇伊凡?希什曼也加入了这一同盟。1389年,土军在科索沃平原击败了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的联军,塞尔维亚就此变为土耳其人的藩属。穆拉德一世也在这场战争中送了命,其子巴耶扎德继位。这个新的土耳其苏丹立志要完成征服保加利亚的霸业。
几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曾与土耳其人殊死奋战,此时又为保卫其京城大特尔诺沃而进行了最后一次顽强抵抗。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击退了土耳其人的多次进攻,坚守城池达三个月之久,直到最后粮尽援绝。这个京城在1393年7月17日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伊凡?希什曼沙皇也被巴耶扎德下令处死。1396年夏天,当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兴师反抗土耳其人时,另一个保加利亚王国——维丁王国也揭竿而起,赶走了土耳其驻军。但西吉斯蒙德不久之后在尼科堡被打得一败涂地,维丁王国也就此沦亡,全部保加利亚人陷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竟达5个世纪之久。

保加利亚被土耳其人征服后,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繁荣的城镇和乡村化为废墟,教堂被拆毁或改成清真寺,田园一片荒芜。所有被征服的土地都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地产,他将其分给帝国的各个集团:一部分土地成了苏丹及其宠臣的私产,另一部分土地分给了清真寺,第三部分分给了新迁移过来的穆斯林。最大的一份土地,即所谓“斯巴希”,成为土耳其军队的采邑,其士兵按照军龄获得年限不等的土地收租权。这些土地都由被称为“赖雅”(Rayah,意为“牲畜”)的***农奴耕种。还有一部分被征服的基督徒被宣布为需要负担特殊义务的“赖雅”,比如充当土耳其军队的后勤辅助部队、在牧场上看管苏丹的马匹、为苏丹宫廷饲养猎鹰等等。

除了这些贡赋和劳役之外,保加利亚的***徒还要承担另外一种可怕的、令人憎恨的贡税——被称作“德夫沙尔美”的残酷的血贡。每隔一定时期,土耳其征服者就要征集一些保加利亚小男孩,让他们同自己的家庭和亲人完全断绝关系,成为***教徒,并不断地向其灌输宗教狂热和盲信精神,然后把他们送到土耳其步兵部队里去服役。这些小男孩长大之后就是臭名远扬的“雅内萨里”(“近卫军”),他们成为土耳其征服巴尔干半岛的主力。

在被当作牲口奴役的黑暗岁月里,在深受东正教及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保加利亚人中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远在北方的“第三罗马”会担负起解放他们的使命。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之后,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发展为一个信封东正教的斯拉夫强国,并自命为“所有斯拉夫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征服后,许多教会人士和学者跑到俄国去避难,他们有的在俄国教会学校中担任要职(比如莫斯科大主教),从而与俄国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流亡俄国的保加利亚僧侣时常回到被占领的祖国,向人民宣传“北方沙皇”的威力,从而使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会来“解放”他们的信念进一步得到加强。保加利亚人的另一个反应是加强了 “海杜克”(Haiduk,即“游击队”)传统。尽管海杜克缺乏强烈的民族感,但他们保持着反抗精神,并引出许多许多激发民族解放精神的传奇故事。
“来自北方的解放者”


1768年,俄土爆发战争,俄军的一名保加利亚裔上校秘密潜入保加利亚北部,散发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宣言》,号召保加利亚人起来反抗土耳其人。在苏沃洛夫将军向土耳其境内进军的途中,俄军得到了保加利亚游击队和居民的支持。1774年俄土两国在保加利亚一个草原小村庄里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吉条约》虽然没有改善保加利亚人的处境,但是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俄国对土耳其境内的***民族有“保护权”。这种措辞不够确切的让步令俄国喜不自胜,因为它使接连几代的沙皇有了借口,得以在尔后八十年中不断干涉土耳其事务,并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06年,俄土再度开战,保加利亚人闻讯后欢欣雀跃,向圣彼得堡派出使节,请求沙皇把他们从***铁蹄下拯救出来。但是拿破仑的入侵迫使俄国结束了对土战争。1821年,希腊人民爆发起义,土耳其军队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暴行累累,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此为由再次对土耳其宣战。在所有这些战争中,保加利亚人都曾起兵支援俄军,然而在战争结束后又都被俄国丢给狂暴的土耳其人来报复。凡是起义者曾经路过的村庄,男人都按照传统的土耳其刑法用木桩钉在地上,有姿色的妇女和少年则在供奥斯曼官兵淫乐之后被剖开肚子、剁去手脚。相比之下,老人和幼儿就幸运得多,他们通常是直接被土耳其人一刀砍死,或用长矛捅死。

从19世纪初到保加利亚独立的这段时间里,逐渐老弱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多次致力于革新,但几乎都是一无所成,顽固、僵化而日益腐朽的土耳其封建制度几乎原封未动,继续成为进步和文明的巨大障碍,而土耳其也就因此而日益衰落下去。希腊、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相继独立,使得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最富庶的几个行省,于是加紧了对剩下的欧洲领土的控制。不幸的是,保加利亚是狂热的土耳其移民最密集的地方,与帝国首都的距离也最近,因此受到的掠夺、剥削和监视也最严酷。

直至19世纪30年代,在整个保加利亚没有一所正式的学校,只有很少保加利亚人有机会在俄国“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资助下去莫斯科读书。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些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比留在国内的一般民众更糟的看清了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暴君本质和压迫性质。波兰人在沙皇统治下的悲惨境遇使他们更加不信任泛斯拉夫主义那一套丰富有力的言辞。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保加利亚爱国者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寻找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较少地依赖俄国的庇护。这些人想利用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来解放祖国,但是不想被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所利用。

尽管保加利亚民族领导人无意为沙皇火中取栗,但圣彼得堡却继续将金钱倾入巴尔干,因为土耳其的持续衰弱为俄国提供了插手干涉的机会。正如1853 年尼古拉一世对英国大使谈起土耳其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手头有一个病人,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我坦白地告诉你,如果他一旦死去,特别是在一切必要安排做好之前死去的话,那将是一桩绝大的不幸。”

1866年,柳贝恩?卡拉维罗夫和瓦西尔?列夫斯基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秘密组织“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全国起义做准备。普法战争之后,俄国趁机宣布不再承认克里米亚战争后英法强加给俄国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于是人们纷纷议论“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风波恐将再起”。

1875年7月,奥斯曼境内黑塞哥维那省的基督徒开始反叛。到8月,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做好发动全面起义的准备,保加利亚诸省便在1875年9月16日发难。由于准备不足,起义为时甚短便被扑灭。
次年春天,从罗马尼亚渡河潜入的“保革委”特工再度在农民中煽动不满情绪,于是起义再度爆发。保加利亚农民攻占了乡下的土耳其衙门和派出所,城市居民则在教堂鸣钟作为城区起义的信号。土耳其人早有戒备,调来了装备优良的“巴希—巴佐克”部队(非正规军),接着又调来了正规军,步、炮、骑兵俱全,经过6个星期的战斗,毫不费力地将其扑灭。
在镇压起义过程中,以及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嗜血成性的土耳其人再度犯下了滔天暴行。他们屠杀了3万多名男女老幼,许多村庄都变成了一片片大坟地。土耳其非正规军的胡作非为激起西方人的愤怒,从而改变了这场“东方危机”的性质。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英国《每日新闻》和美国《纽约时报》如实地把土耳其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细节告诉给他们的读者。英国自由党领导人格莱斯顿批判保守党政策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在出版的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4万多份。雨果、加里波第、达尔文和王尔德等名人也为“捍卫保加利亚人民”向英法公众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土耳其暴行在俄国掀起了更愤怒的风暴,俄国老百姓为受难的保加利亚人捐款,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涅夫斯基和门捷列夫这些名人也表达了“随时准备以一切可能方法援助斯拉夫兄弟的迫切愿望”,由于俄国的坚持,欧洲列强成立了一个调查团,对土耳其暴行进行调查。
这场“东方危机”随着俄国和奥匈帝国在1877年1月秘密达成“布达佩斯协议”而恶化了。该协议保证奥匈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随意行事,奥匈则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中立。两国彼此默认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但奥匈迫使俄国保证打败土耳其后“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随后,由于俄国的坚持,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列强会议,研究保护土耳其基督徒问题。经过长时间讨论,列强建议土耳其给予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权。但是,新即位的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拒绝了这个自治方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这个拒绝真是喜上眉梢,1877年4月12日,他向土耳其宣战。
这场战争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主战场在保加利亚,在高加索也打过一仗。俄军在6月15日至27日渡过多瑙河,然后兵分三路作战:西路指向尼科堡,东路进攻鲁塞,南路则向大特尔诺沃和巴尔干山脉进军。俄军一开始似乎一切顺利,到7月中旬他们就控制了巴尔干山脉,先头骑兵已经跨过地处要害的希普卡隘口,进入色雷斯大平原。但是,由奥斯曼帕夏指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固守普列文城,由苏莱曼帕夏指挥的另一支军队从亚德里安堡向巴尔干山脉进发,在旧扎果腊同俄军发生激战,在整个秋季和初冬击退了俄军的三次进攻。俄国迫于情势,便放下架子,同意卡尔大公指挥的一支3万人的罗马尼亚军队参战。

直到1877年12月,俄军才攻克普列文,向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进军,由于进展神速,土军来不及在亚德里安堡布置防御,这座城市未经战斗即被俄军拿下,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已经扫清。但是英国不能坐视俄军哪怕是暂时地占领土耳其首都,便在奥匈的支持下以战争威胁俄国,于是俄国便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停火协议。

和约在离君士坦丁堡仅有8英里的小村庄圣斯特法诺签订,因此被称为《圣斯特法诺和约》。土耳其被迫作出影响深远的让步:完全取消对塞尔维亚、黑山和罗马尼亚的宗主权,三国并各自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补偿。和约丝毫不考虑“布达佩斯协议”的规定,创建了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远远向西延伸,直抵阿尔巴尼亚,其版图之大,竟然横跨巴尔干半岛。此外俄军还将在保加利亚留驻二年,直至该国完全独立。

获得解放的保加利亚老百姓对俄国和俄国人心怀感激。在他们看来,俄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伤亡20余万)为代价,把保加利亚从长达五个世纪的土耳其压迫下解救了出来。几个世纪以来,普通的保加利亚人一直对俄国怀着友情和忠诚,相信它能肩负起解放自己的使命,1877—1878年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感情,并使它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俄保友谊”。在保加利亚的各个城市里,以及希普卡隘口的高地上,都耸立着俄国“解放者英雄”的纪念碑,索非亚的 “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纪念碑”甚至奇妙地幸存到了***垮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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