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东印度公司和广州的对外贸易

、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序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年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皇帝勤政，满朝文武官员也比较勤奋卖力，社会不断进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年，除了江苏昆山一带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风调雨顺。秋天，广东新宁县甚至还出现了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可谓吉瑞之兆。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铸钱最多的一年，达九亿多文。可见社会经济之繁荣。
　　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陈。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要再过四十二年，美国才正式独立。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繁华盛世来说，欧洲各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近代科学的列车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虽然物质繁荣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国，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
　　大致说来，雍正十年正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虽然各有胜擅，总体衡量起来，正是两相持平的时候。表面上，大清帝国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但是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力量。欧洲国家却兴起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因此，欧洲国家就有可能派遣远洋大船，前来中国进行贸易。
　　社会发展两相持平，互相又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自然是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雍正十年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进行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一方面，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州外洋贸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励促进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广州贸易，正是清初开海贸易以来，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的瑞典，从这一年开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来贸易。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到雍正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广州的国际贸易已趋成熟。到港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外洋大船，还有一些注册在印度的欧洲贸易船，总数近二十艘之多，贸易规模达二百多万两白银。雍正朝的大致岁入为四千万两，广州的对外贸易，就相当于当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广州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入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七三一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当时瑞典因为在欧洲的大战中失败，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利润巨大的东印度贸易，是迅速恢复经济的一种手段。从一七三一年开始，瑞典东印度公司一共经营了七十五年，到一八零六年基本停止了业务，一八一三年正式关闭。在此期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个航次前往亚洲，其中仅有三次前往印度，其余的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均是前来中国贸易。从利润率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从来没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过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创造的赢利记录。
　　瑞典距中国路途遥远，文化差异较大，因此这样的远洋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好在瑞典虽然战败，经济崩溃，但是造船技术高超，又有远洋航海的传统技能，因此从客观条件上，并不比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逊色；在此基础上，瑞典东印度公司又招募了一些已经来过广州的商人和船员，作为识途的老马。若干年以后，领导船队进行贸易的大班和航行的主要人员，都成了瑞典本国人。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也算为瑞典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远东贸易人才。
　　从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五年的十三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九条洋船，计十七个船次，进行了十一次远航，其中两条船不幸沉没。
　　航次船名原文 启航日期 回航日期
　　1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2-2-9 1733-8-27
　　2 优利卡•艾罗诺拉 Ulrika Eleonora 1733-3-9 1735-2-13
　　3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5-2-251736-7-31
　　4 三王冠TreCronor 1736-3 1737-7-4
　　5 斯维西亚Suecia1737-2-1 1738-8-28
　　6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us Rex Swecia 1737-12-11739-7-13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38-1 1739-7-13
　　7 斯维西亚Suecia1739-1 1740 沉没
　　哥德堡Gotheborg1739-1 1740-6-15
　　8 拉达胡斯特Riddarhuset1740-3-221742-10-18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40-4-5 1742-10-18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印度)Fredericus Rex Swecia1740-4-5 1742-10-18
　　9 哥德堡Gotheborg 1741-2-161742-7-28
　　卡尔玛Calmar 1741-3-141743-8-25
　　10 瑞典女王 Drottningen af Sweden 1742-1-101744-7-25
　　11 哥德堡Gotheborg1743-3-141745-9-12沉没
　　拉达胡斯特Riddarhuset 1743-4-221745-9-12
　　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富有戏剧色彩的一幕，是公元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九月十二日， “哥德堡”号远洋船从广州贸易归来之后，在离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触礁沉没。当时，这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一艘远洋大船，载重量为八百四十三吨。因为近在港口咫尺沉没，因此沉没的原因相当特殊，二百多年来各种猜测层出不穷，成为瑞典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瑞典东印度公司产生的高额利润，对整个瑞典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一是十七世纪正是瑞典社会工业化和产业化的阶段，来自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相当一部分利润，转化成了工业化的资本，从欧洲大陆购买机器，在瑞典兴办工厂，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一个侧面促进了瑞典社会的近代化过程。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造就了瑞典的一代商业巨富，如萨尔格林、查尔摩斯等等。这些商业巨富为回报社会，设立了不少机构：如瑞典的萨尔格林医院和查尔摩斯技术大学，都是在该时期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捐赠设立的。三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伊始，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所有货物在哥德堡拍卖所得的千分之一，用于救济穷人。比例虽低，但是基数庞大，因此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贸易当中，双方贸易总值达数千万两白银，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对瑞典的影响更大。因此，瑞典对此也非常重视，从海洋考古、历史文献、研究等方面，资料都相当完整。一九八六年，瑞典海洋考古专家又一次对“哥德堡”号沉船进行了打捞，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哥德堡”III号的项目，完全以民间的力量，重建一条“哥德堡”号远洋大船，前来中国，再现当年的中瑞贸易盛况。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条新造的大木船已经扬帆起航，驶往中国。该船到访中国的时候，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但是，瑞典方面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瑞典文的资料和档案，对于瑞典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语焉不详。而中国方面对于广州对外贸易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文献留存。中国的官员和文人向有轻视商贸的传统，因此对于广州的贸易盛况，从未加以记载和叙述。从雍正初年至乾隆年间，只有在引起了严重的中外交涉的情况下，才有一些奏报。除此之外，广东的地方官员断不肯向朝廷汇报广州的夷务。
　　最早引起严重中外纠纷的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二年的洪任辉案，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通晓汉语的官员洪任辉带着船队前往中国北方港口贸易，引起朝廷震动，遂强行规定外洋诸国此后只准在广州一地贸易，不得再赴宁波等地。但是洪任辉案引起的只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开始，并不能反映早期广州贸易的盛况。一七四四年，“哥德堡”号在广州的贸易情况，瑞典档案中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一七三二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条贸易船到港的时候，领队的首席大班柯林•坎贝尔为了向瑞典公司的其他股东表面心迹，对其在广州贸易的过程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这一年中外档案中恰好有粤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案的记载，两相对照起来，互为印证，好比是把一幅零碎的图画重新拼合起来，描绘出了雍正十年广州对外贸易的生动画面，这也正是本书的源起。
　　这本《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虽然是以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但是书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历史档案，属于严格的信史。相关事迹，均根据中文档案和瑞典文档案进行对照，据实记录；相关人物，除如升行的行商Mandarin Quiqua之外，都得以考证，查对出实际中文姓名和在广州贸易时所用的对外字号。Mandarin Quiqua是个重要的行商，其真实姓名不能得以考证，甚为遗憾。
　　《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其中有相关的广州地方官员，粤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衙门的家人、书办和胥役；有前来贸易的英、法、荷兰、瑞典、奥地利等国的外商大班，困守在黄埔的外洋水手，也有专门和外商贸易的福建籍行商以及为外洋船服务的通译和买办。围绕着外洋船的贸易活动，这些人物之间交织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引出了雍正十年瑞典商船在广州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蓝旗国外洋船首次到港，黄埔港洋人水手日夜放枪作乐惊了秋闱；孚德行行商陈芳观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告状，和广顺行的陈寿观势不两立，海关监督衙门查封孚德行等五家洋货行；陈芳观向总督衙门告状，直达天听，海关监督祖秉圭被革职查办；外洋大班趁机告状，蓝旗国外洋船黯然离开广州，无人送行，等等。
　　雍正十年在广州的贸易情况，也基本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哥德堡”号乾隆九年在广州贸易时的情景，也正可以通过本书得到比较准确的反映。值此“哥德堡”号再造号重新访问中国之际，本书的出版正可以为这一文化盛事作出历史学上的诠释。